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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官避事平生恥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：“擔當和作為是一體的，不作為就是不擔當，有作為就要有擔當”，并嚴肅批評有些領導干部“不思進取、為官不為，抱著‘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’的心態(tài)，只要不出事，寧愿不做事，滿足于做四平八穩(wěn)的‘太平官’”。這些“太平官”遇事搞好人主義、當“好好先生”，對問題視而不見、對歪風姑息縱容，看似無明顯違紀，實則消解斗志、渙散人心、貽誤事業(yè)。長此以往，必將侵蝕干事創(chuàng)業(yè)的銳氣，損害發(fā)展大局。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，必須動真碰硬、系統(tǒng)施治，著力糾正做“太平官”的錯誤政績觀，鮮明樹立重實干、重擔當、重實績的導向，持續(xù)營造敢為善為、奮發(fā)有為的清朗政治生態(tài)。
所謂“四平八穩(wěn)”，絕非在推動工作上的行穩(wěn)致遠，而是一種消極避責的政治投機。這些“太平官”深受“洗碗效應”誤導，將個人仕途的“絕對安全”凌駕于事業(yè)發(fā)展的實績實效之上，在矛盾面前“打太極”，在職責面前“擊鼓傳花”，以此換取個人利益的“絕對穩(wěn)妥”。他們在政策執(zhí)行中甘當“復讀機”，熱衷于追求過程的形式閉環(huán)，而非結果的突破進展。這種“只有姿勢、沒有力度”的表演式從政，讓再好的政策也容易在“最后一公里”失去效果。在基層實踐中，“太平官”則成為“柔性梗阻”。面對群眾訴求，由過去的“生冷硬”轉向隱蔽的“禮貌推”，利用冗長的調(diào)研論證、流程審批等構建起一道看不見的壁壘，將民生期盼懸置在“行政迷宮”中。這種慢作為、不作為，不僅拉開了黨群之間的心理距離，更在無形中消解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。
“太平官”現(xiàn)象的產(chǎn)生，是個體政績觀偏差與評價機制失衡相互影響的結果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：“只有黨性堅強、摒棄私心雜念，才能保證政績觀不出偏差。”這一重要論述直擊病灶：當私心雜念侵蝕黨性，部分干部便陷入“不洗碗就不摔碗”的邏輯誤區(qū)，將攻堅使命精算為仕途風險，從而產(chǎn)生“多做多錯”的思維偏差。賞罰不當，則勤慢不分；激勵失準，則避事成風。當問責壓力與正向激勵形成“非對稱結構”，當考核指標偏離實績而陷于機械留痕，平庸無大過的潛規(guī)則便客觀上為“太平官”提供了“避風港”：原本應沖鋒陷陣的闖將，往往會在復雜的利益算計中，退縮為唯唯諾諾的守成者。
讓四平八穩(wěn)的“太平官”不“太平”，是一場涉及機制重塑、導向校準與思想洗禮的整體戰(zhàn)、系統(tǒng)戰(zhàn)。關鍵在于旗幟鮮明地落實“三個區(qū)分開來”，通過制度化的邊界界定為改革創(chuàng)新者、踏實肯干者、默默奮斗者鼓勁撐腰，讓只想當官不想干事、只想攬權不想擔責、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庸官沒有市場。完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，將考核的準星從“材料留痕”真正轉向“實效至上”，通過差異化考評和穿透式評估，讓濫竽充數(shù)者失去市場，讓勇于破冰者站上舞臺，真正實現(xiàn)憑實績排座次、以實干論英雄。特別需要指出的是，唯有將造福人民的價值基準深深嵌入靈魂，使之成為超越“守攤子”心態(tài)的精神坐標，廣大領導干部方能在各種風險交織與利益博弈面前，真正涵養(yǎng)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精神境界，扛起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責任擔當。（人民日報 李學敏）
